呼吸的蓝

 
古代，狭窄的爱情空间

     如果一直追溯到《诗经》那个年代，中国人也曾有过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的单纯与放恣。但是年深月久，这种记忆早己模糊，传唱不衰的是“梁山伯与祝英台”，一句“爹爹已将小妹许配马家了”，于是一切无可挽回，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眼睛里浮起了泪光。
    但是为什么呢?又没有见过面，马家少年也不一定不好啊。其实那个时候的女人多数也是这样想，所以祝英台才被传唱。也可能是因为现实中的爱情太少，所以在文学中反而被过分地抬高，高过了一切，让无数凡庸的人在书中找到一点安慰。
    那个时候，男人若是有钱一点，还可以“娶妻娶德，娶妾娶色”，有个挑选的余地，但是遇到河可东狮吼”，也还是头痛一辈子的事；女人则全凭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，结婚简直像买彩票，中奖算是运气。
    但是有选择就一定好吗?像《隋唐演义》中写的那样，隋炀帝有妃嫔无数，各有可人之处而又相处愉快，争风吃醋也有分有寸的，因为太美满了，看起来似乎只是男人们的一种理想，《金瓶梅》倒是较近现实了，但是西门庆虽然坏，对李瓶儿还是有点真情。
    也许那时爱情的空间过于狭窄，像张爱玲津津乐道的《海上花》，似乎只有妓院才是爱情正常生长的惟一环境，因为追求辛苦毫无保障，男人显得较有诚意，平时只有在说教之中拼命强调诚意，张敞给老婆画一画眉毛，居然就被载入史册。“抱柱信”这个词渐渐要失传了，尾生在桥下苦等女友不至，涨潮时抱柱而死的故事放在今天简直骇人听闻，但那个时候却被推崇备至。唐明皇生死关头抛弃了杨贵妃，后世的骚人墨客对他大加挞伐，道是“江山情重美人轻”。
    对于女人却是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，因为太有诚意，有点儿不分青红皂白，一下把爱情与亲情混为一谈，成为一种温暖的迟钝的感情，间或回忆起她少女时代在院子里荡秋千时，墙外走过的一个文秀书生，安慰自己说也算是经历过爱情了。
    麻烦就在这里。有几个人能像梁祝般“同窗三载”呢?往往不过惊鸿一瞥，就此念念不忘。到底是不是爱情呢，其实到死也没有机会证实。婚外恋呢，要么跟亲戚，不揭破已尴尬非常，要么跟裁缝，被人骂一声“贱”——没有别的机会了呀。
    然而，现代在爱情中屡屡失意的女人赌气起来竟会说，“还不如像以前‘盲婚哑嫁’，怎么不是一辈子呢。” 

近代，为爱情还是自由

    上个世纪初西风东渐，中国人知道了“梁山伯与祝英台”之外，还有“罗密欧与朱丽叶”，但是他们对娜拉更感兴趣。那个时候说起爱情，总是与反封建家庭、妇女解放等等连在一起，到头来，也说不清是为爱情本身还是为自由，像《伤逝》、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中的爱情，总是带着惨苦的意味，“如果我能够，我要写下我的悲伤，为子君，为自己”，那种牺牲取的是“牺牲”的本义：把年轻的生命放在爱情的祭坛上。
    以现在人的经验去想，如果有钱，如果家庭不反对，子君和涓生就能白头偕老吗?鸣凤和觉慧难道没有生活习惯的差异吗?但是他们没有证实的机会。那种爱情是非常年轻的，盲目而不计代价，跟古代的中国人其实没有两样。
也不乏风流韵事，徐志摩与陆小曼、郁达夫与王映霞……总是文人得风气之先。现在酌人看到“别拧我，疼”这种诗句，不免大呼肉麻，但要知道，中国人第一次发现爱情天地这样广阔，兴奋之下难免走得过头。唐纳屡屡为蓝苹自杀，人们仅仅责备他软弱，却不为这种行为本身奇怪。从梁山伯、张生、贾宝玉一路流传下来，男人也可为了爱情要死要活，“多愁多病的身”算不得娘娘腔。但从前不过大笔一挥，现在却要实践，那时的人是不是有点傻气?
但是真正说起牺牲，恐怕还是女人。上世纪30年代，中国出现了第一代职业女性，因为要非常强硬才能争取到两性平等与婚姻自由，爱情观念恨不能比今人还要激进，结果可想而知：她们不得不放弃婚姻，往往也不能保住爱情。张爱玲的姑姑一直独身，而她的好友苏青“微笑地讽刺地说，没有爱，眼睛里有一种轻藐的风情”，那种牢骚简直跟现代女人一模一样。
    说起来这是令人惊异的，看看那时的照片，像中人眼角眉梢一派风流，放到现在也毫不逊色。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。
1950－1960年代： 也许是爱情的黄金时期
 
   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陷入爱情与婚姻的人，多数初恋年龄在21岁以上，“早恋”是公认的坏的行为；那个时候的人从首次约会到拉手的时间在20天以上，再到接吻又要花费25天，几乎没有婚前性行为；那个时候的人把恋人叫“对象”，把结婚叫“办事”，把妻子叫“家属”……听上去刻板而可笑，但不是呀，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浪漫，就像《青春之歌》中刻画的，虽然有出身立场等等限制，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，大量的联欢使邂逅占到相识方式的三分之一，比例和现在一样高。数量空前的大学生夫妻，婚姻最稳定，外遇最少。也许太柏拉图了一点，但过分看重精神与过分看重肉体究竟哪个更坏呢?也许那个年代才是中国人爱情的黄金时期：既有自由又有诚意。父母婚姻的榜样也使现在的年轻人不致走得太远。
   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牺牲品。一位1950年代回国的印尼华侨女孩子，在大学时以美丽和才华赢得了“一个连以上”男生的追求，但她以“读书期间不谈恋爱”为由拒绝了他们所有人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年轻人很少的单位，一年一年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都比她小，岁月蹉跎竟至独身。现在，当年的男同学们很乐意帮助她，但体弱多病的她益发自尊而矜持，闲时弹弹钢琴。
    这样的故事只有那个年代才会发生。 
 

1970年代：没有初恋
    不止一位“老三届”知青在回答“有无初恋”问题时，答案只有一个“无”字。这种惨痛的空白无疑是时代造成的。北京和上海的知青回忆起来都这样说，“怕在当地恋爱结婚就回不来了”。
    这些1960年代末上山下乡、1Q70年代末恋爱结婚的“老三届”的条件是这样的：
    男方要有婚房，年龄相当，人老实，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，家庭出身工人阶级，身高1．7米以上，最好是个干部子弟，祖籍不是那些受民间舆论歧视的地域，有气质，不要结过婚的。
    女方要老实，有本地常住户口，会做针线活，有魅力，漂亮，不能结过婚，而且必须是处女。
    不能责怪那个时候的人现实可笑，那个时候住房紧张，有人就因没有婚房而谈了8年恋爱；那个时候全民所有制单位有房子分，看病可以报销；那个时候家庭出身足以影响子女的政治生命；那个时候干部子弟意味着拥有一切；那个时候人们普遍认为老实人又顾家又不会惹事生非……更重要的是，在环境允许他们恋爱结婚时，他们往往已经30岁上下，还面临着读书，就业、住房、成家等种种问题，再浪漫的人也被现实磨平了罢。
    现在，当男人们聚在一起大谈泡妞、婚外恋时，眼睛最亮、笑声最大的往往是那些“老三届”。这是一种合平逻辑的补偿心理，然后，辅之以“同苦共苦”的夫妻关系基础，就造成了这一代人外遇不少、离婚不多的奇特景观。
    一位和丈夫在同一个兵团插过队的女士，一边对丈夫屡有外遇之事眼开眼闭，一边在人前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他不是这种人，如果他敢，我就离婚。”
    这也是那个年代造就的故事。

1980年代至今：不谈爱情 
    1980年代中期中国人忽然滥交起来。“有一打以上男朋友或女朋友都不稀奇。”
    就像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，必然出现大量暴发户一样，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，过去了也就过去了。今时今日，人们的恋爱条件演变为：男方要有经济实力和气质魅力，结过婚也不打紧；女方要漂亮有气质，可以不是处女但最好没结过婚。简单了许多也宽松了许多，但仍然有条件，有条件的爱情是不是爱情呢?
    与从前相比，一切似乎没有变化：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男女由亲友介绍相识；公园、马路、电影院、家里仍是首选约会地点；恋爱中的各项费用仍主要由男方负担……曾经有个阶段，传媒大肆宣扬现代女性如何独立自强，拒绝男友为她付钱……结果被证明只是高兴过早以偏概全。真是令人泄气。
    说起来中国女性的心理是有点奇怪的。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女权高扬的地方，女人一直有工作的习惯，在经济上足以自立，却并未顺利延伸至精神上的独立。她们对男人的要求，比男人对她们的要求复杂得多，如果恋爱中要她们出钱，她们就会认为被慢待了并且因此看不起男人。
    张爱玲的话并没有过时：“一个女人，要是得不着男人的爱，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。”从前她们喜欢说，现在她们喜欢想的一句话仍是：我已经是你的人了。她们那种“哥哥妹妹”的思维方式足以使外国人骇然，疑为乱伦情意结”。事实上是：她们一结了婚，就不自觉地把爱情转化为亲情，心理上是到达终点的安逸自守，于是对男人期待新旅程而怨气冲天。
    一位有妻有女、事业有成的男士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家庭是你对社会的责任，感情是你自己的事。”这样的话听在一些女人耳朵里简直大逆不道。一个香港女作家说了，“爱情是一场瘟疫，可免则免。”但是对于那些仍为《廊桥遗梦》着迷，内心深处对爱情抱有一种处女式的天真渴望的中国女人(其中有大量中年妇女)来说，这只是一句无关痛痒的俏皮话。
    到底送花代表爱情还是流泪代表爱情?我们仍停留在肤浅和形式化的阶段。你会发现，就爱情论爱情在目前的中国还是不可能的事，一定扯上婚姻家庭责任等等。对中国女人来说，如果爱情不能指向婚姻，她要么是愚蠢的，要么是不道德的，或是既愚蠢又不道德的。
    她们对中国男人最不满的一点是：他们不肯送花(所以当年琼瑶才能乘虚而入)。被西方女人公认为好丈夫的中国男人在自己人这里却讨不着好，因为他们不肯把家中最后5块钱拿去买花而不去买面包。
但是，如果他们仅仅是不肯买花而肯买菜做饭，情形也不算太坏罢。
    1991年前后，婚前性行为主比从1：2暴升至5：1。男人们津津乐道的是，“外遇人人有，不露是高手。”本来也无不妥，但如果是为了性而性，为了外遇而外遇，那是不能让人乐观的。
    也许还需要时间。一方面是，卡拉0K里泛滥着“痴男怨女”式的爱情，另一方面是，人们渐渐耻于提起“爱情”，宁愿说性说外遇，说酒店和咖啡馆里常常遇到的陌生女人。那种姿态是迟疑而虚弱的，其实是自己还没想得清楚拿定主意，一点也不潇洒，更不浪漫。
    话说回来，如果看看台湾收视率极高的相亲节目《非常男女》，最受欢迎的男女总是看上去“顾家”、“诚实”的，你会觉得大陆年轻人已经浪漫多了。
    阳光灿烂的礼拜天，皇历上的好日子，街上驶过一辆花车，虽然不知明天如何，这一瞬间是充满希望的——今日之下，这仍是对中国人爱情的最可靠的诠释。